那是在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正好是国本之争吵得天翻地覆、万历开始消极应战的核心时期，这个勇敢刚直的官员雒于仁向皇帝上了本奏折，就万历大人拒绝上班的事件发表看法，这本来没什么特别的，自清算张居正以后，言官们奏疏的画风就完全偏向了“万历很讨厌”的风格。可雒于仁同志的奏折还是在老套路中出了特别之彩，这特别就特别在内容极其大胆、用词极其犀利、打击极其精准，直逼万历命门，一改众人常规的欲抑先扬、措辞谨慎的文风。这千载难逢的奏疏唤作“酒色财气疏”，给常年病病恹恹的皇帝开了一张一针见血的病例分析，只见雒于仁大人写道：“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伤肠，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损肝……四者之病缠绕于心，系累其身，圣恙何时而可也！”。雒大人给万历的“病”直接定性为“酒色财气”四大源头：
首先是嘴馋喝酒无节制，您是夜夜笙歌，美食美酒，喝得您醉生梦死昼夜颠倒，这能不有病吗？其次是淫乱好色，您宠溺狐媚郑氏，美色面前分寸全无，简直不顾节制、竭泽而渔，这能不有病吗？再有是贪财无度，挥金如土，身为皇帝，连身边当差的随从都要雁过拔毛，实在闻所未闻，这能不有病吗？最后是暴躁易怒，时常动气，宫人们稍有不慎便被杖责处罚，臣子们明明忠言逆耳却个个惨遭贬谪，您这狭窄心胸和猥琐气量，这能不是有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