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国人出洋日益增多，改变了从前的封闭状况。出洋华人数量之多，成分之广泛，都创下以往历史的最高纪录。出洋华人大致有以下几类人员：
1．出洋劳工
出洋劳工是指那些被生活所迫而到海外谋生的劳动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被西方殖民者当作“猪仔”拐卖到海外的，与奴隶无异。据估计，1801—1850年，被掠卖出国的华工总数约32万人。自1850年以后的25年间，出口华工猛增到228万人。这些华工有被贩往南北美洲和英属西印度群岛，也有贩往东南亚地区的。他们在海外受尽非人的折磨，境遇十分悲惨。
2．使外及出国游历官员
为了应付鸦片战争以后的变局，清政府不得不改变闭关时代的一些做法，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陆续派官员出国，或者充当驻外官员，或者游历考察，不断向国内传送世界各地的信息。1866年，总税务司赫德告假返回英国，建议总理衙门派同文馆学生随同赴泰西游历。清政府遂派前知县斌椿与同文馆学生凤仪、张德彝、彦慧等随赫德前往，先后考察了英、法、瑞典、俄国、普鲁士、比利时等国。这是清政府在晚清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批官方考察人员。斌椿此行写下《乘槎笔记》、《海国胜游草》（诗稿）、《天外归帆草》（诗稿）等作品，记载了游历中的所见所闻及观感。张德彝也写了《航海述奇》。1868年，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了第一个外交使团，领队是受清政府聘用的美国人蒲安臣，成员有总理衙门官员志刚、孙家谷等。志刚写下《初使泰西记》，记述了这次出访经过。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清政府开始派出驻外使节。1876年郭嵩焘被任命为驻英公使，后又兼使法国。1877年清政府任命胡璇泽为驻新加坡领事，是为中国设置驻外领事之始。至清末，清政府先后向16个国家派出公使，向45个国家和地区派出领事[11]。为了了解域外大势，清政府在1877年12月发出一道上谕，命令出使各国大臣随时呈送日记，内称：“凡有关系交涉事件，及各国风土人情，该使臣皆当详细记载，随事咨报。数年以后，各国事机，中国人员可以洞悉，不至漫无把握。况日记并无一定体裁，办理此等事件，自当尽心竭力，以期有益于国。”[12]根据这条谕旨的要求，许多驻外使领官员及出国随员都写出了风格不同的出国日记、游记及其他著作，如郭嵩焘（驻英法使臣）的《使西纪程》、曾纪泽（驻英、法、兼使俄使臣）的《出使英法日记》、何如璋（驻日使臣）的《使东述略》、李凤苞（驻德使臣）的《使德日记》、陈兰彬（驻美使臣）的《使美纪略》、薛福成（驻英、法、意、比使臣）的《出使四国日记》、蔡钧（驻日使臣）的《出使琐记》、刘锡鸿（驻英副使）的《英轺日记》、钱恂（驻荷兰使臣）的《中外交涉类要表》、崔国因（驻美、日、秘使臣）的《出使美日秘国日记》、黄遵宪（驻日使馆参赞）的《日本国志》、姚文栋（驻英使馆随员）的《云南勘界筹边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