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工人与其类生活（与人性）相异化的“直接结果”是“人同人相异化”[13]，我们能够再次在两性关系中最为印象深刻地看到这一点。
虽然这一论述后来再没有以同样详细的程度出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但人们仍然能够以这样的观点为出发点，即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一论述产生怀疑，它与那些在《大纲》和《资本论》中出现的说明是保持一致的。与此相反，在1844年，扬弃这种异化的道路只是被模模糊糊地预感到了。无论如何，它都没有像后来的著作那样如此清晰地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矛盾及其发展趋势联系起来。1844年的论证大致是按照如下情形进行的：正如宗教异化生产出异己的、彼岸的本质对人的命运的权力那样，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关系间接地生产出异己的他人对这一劳动的支配。因此，私有财产不再表现为土地，而是表现为异化劳动的产品、结果，“正像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智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智迷误的结果一样”[14]。“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马克思相信，他已经通过“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15]而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认为他们谈的是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谈到人本身。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6]只有从工人一方出发，才有可能克服异化的社会，因为异化的社会“在非工人那里”表现为“外化的、异化的状态”，而在工人那里则“表现为异化的活动”[17]。通过他那异化的生产方式，工人既生产出他自身，又生产出他的对立面，他使自己变成了商品。但作为“自我意识的和自主活动的商品”[18]，他也因此而同时赢得了扬弃整个商品世界的可能性。这个认识被马克思（在恩格斯这位先行者之后）解释为经济学理论从重商主义经过重农学派和古典国民经济学而发展到社会主义批判这一过程的前后一致的结果。但是，理论的发展伴随着实践的发展。早在这里，在《巴黎手稿》中，资本主义全面战胜所有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就已经被视为扬弃异化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