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阶段虽然没有一本苏联教育学著作和教材被引进到我国,但对苏联教育学的批判却在客观上使得它继续产生影响。对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批判,在20世纪60年代末达到了高潮。《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被全面围攻,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是一个完整的修正主义代表作;其二,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与无产阶级教育学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教育观;其三,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的认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根本对立的;其四,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所说的“全面发展”就是为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耻背叛;其五,所谓的“全面修养”,是为培养修正主义所设计的途径,是“越修越养”;其六,“全民教育”是凯洛夫为了欺骗人民、麻醉人民打出的一个幌子,让人民不知不觉地接受他们的资产阶级教育,掩盖他们对抗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本性;其七,臭名远扬的修正主义教育学“权威”凯洛夫炮制的《教育学》,其基本内容是黑“三论”,即“智育第一论""教学阶段论"和"教师中心论”。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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