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满汉两种文化的交流不是单向的，在汉文化对满族文化施以影响时，满族文化也对汉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有的论者认为“满族文化（包括音乐）对东北汉族及其他邻近民族的影响不可低估”[87]。清在入关前，满族文化对辽东汉人的影响是不小的，福格的《听雨丛谈》中曾记载内务府汉人“从满洲礼者，十居七八”，汉军中“从满洲礼者，十居一二”。此时满人却无从汉人礼者。“总的趋势是以满族的影响为主”[88]。明末清初的燕京语（南城汉语）和辽南语（内城汉语），由于满语腔调和词汇的撞击、融入而发生变异，进而导致新的北京话的产生。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的普通话，汲取了许多满语的词汇，如“妞儿”、“饽饽”、“萨其马”，等等。具有满族文化特点的各种土特产品，像各种细毛皮张和人参、木耳、蘑菇、松子、榛子等山货，也深受汉族人民喜爱。其他如海东青、黑狐等则成为汉族上层的宠物。
汉族与蒙古族的文化交流　终明之世，明廷与蒙古族之间持续了多年的战争，但由于双方经济的互补和互相依赖，通贡、互市仍然持续不断。在通贡和互市中，汉族和蒙古族人民进行着广泛的文化交流。蒙古族的入贡品中，有金装银饰的马鞍和箭囊等精美的手工艺品，连豪华的明廷也视为珍品。在马市上，汉族人民能买到具有浓郁牧区特色的手工制品。通过通贡和互市，汉族地区的纸张大量传入蒙古，不仅用来抄写佛经，也促进了蒙古各项文化事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大量汉族移民迁入蒙古地区，特别是一些汉族工匠的移入，为蒙古族人民带去了发达的工匠技艺和先进的汉族文化，使蒙古族的手工业、建筑业有了一定的发展。有学者统计，“到16世纪末，移居土默特地区的汉族人口就达十几万以上”[89]。而蒙古族人民迁往汉地的也不在少数。这种相互间移民、通贡和互市，无疑促进了汉、蒙文化的交流，推动了两个民族文化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