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奸修女这种极端题材起初让人难以接受乃至相信，对宗教清规将人性的自我束缚造成的信仰崩溃与伤痕放大更是挺有微词.     但必须考虑到修女们首先依然是人，是女人，是比俗世身心更单纯更讲信念的人，对于没能保护她们遭到初次欺凌的伤害，怎能忍心对她们再进行二次伤害呢？影片一个较高的思考层面其实在于如何对待受害者避免其遭到二次伤害.     当无辜的她们遭到了暴力欺凌的野蛮残忍，如果再对她们母爱的无私给予摧残，那就是在残忍的基础上更加了一层卑劣无耻.     正是用爱来回应无辜的下一代，而不是用“这些杂种”来获得“我不是最惨的”的卑劣优越感，人类才能缝合伤痛，不再延续漠视生命尊严的历史循环.     当然，如修道院长这样已经梅毒缠身，还先作恶再忏悔负罪的假惺惺实在不值得同情，罪恶已然作下，生命不可挽回，若真有上帝，会让她只受这种自封的诅咒？佐临曾以“鸯蝴太轻”为由拒绝执导（《阿莫阿依》原名为《阿莫阿依》），轻，便是轻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及批判稍欠力度.     40年代，进步文艺评论对喜剧依然抱持着相对暧昧、保守的态度，担心民众们在笑声中忘记了痛苦，疏泄了对现实的怨恨与不满.     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莫阿依》当然是一个相当具有社会问题意识的代表性文本，它一点儿也不轻.     虽然缺乏对复杂纷乱的现实情境的描摹，但彼时上海物价上涨、民不聊生等大量事实在细节的铺排中也可见一斑，且小人物们的思想和行动，都有当时社会现实的脉络可寻.     石挥的戏剧式表演将五官及肢体开发到极限，李丽华也将媚俗而又矛盾的状态也演绎得细致入微，以至于在故事最后，当李丽华选择了“坐在自行车后座笑”而非“坐在宝马车上哭”时，竟是如此地合理且毋庸置疑.     这是疾苦民众们在爱情上辉煌的胜利与凯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