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翻阅当年的一些背景资料时，也陷人沉思，东莞最初的农业商品化改革确实在全国先行了一步，同时也明白了作为改革派的代表人物于光远在听完李近维的汇报之后为何如此兴奋。
先说1979年，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给东莞农村自发先行继而政府引导的农业经济商品化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保障。这个政策无疑是给农村这片干旱多年的土地上送来一场春雨。东莞人正是在这样的政策大背景下，思想获得进一步的解放，开始了改革的大胆探索。
然而此后不久，中国迅速进人一个调整阶段。当时，于光远等改革派曾向中央决策层进言：我国经济改革的原则和方向应当是在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的条件下，按照发展商品经济的要求，自觉运用价值规律，把单一的计划调节改为在计划指导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但当时这种改革思路却未能得到决策层的认可，其原因是1980年的经济形势不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为这一年在取得经济搞活、保持持续较快增长、市场供应改善、城乡人民收人均有增加等大好形势的同时又出现了严重的困难，最显著的标志是1979年、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1979年赤字170余亿元，1980年120余亿元，到1980年物价稳不住了，商品价格上涨6%，其中城市上涨8.1%，农村上涨4.4%0有人把出现这种困难的原因归咎于改革，建议当务之急是调整，改革要服从调整，毕竟稳定是头等大事。1981年后，中国进人调整期。直到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终于使中国改革总体思路进行了重大突破性的发展，从批判“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论”转到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可以说，1984年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拐点之年，这一年终于在前几年“收”与“放”的徘徊中选择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