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诗人的气质和虚荣的性格交织在一起，导致了妄想症的大发作。
所以蒋介石不担心汪精卫不上圈套，不担心他这番操劳会白费心机。
汪精卫的汉奸理论，虽然正式发表兜售于投敌之后，但就其反动性、系统性、诡辩性、完整性来说，显然有一个酝酿成熟的过程。当他仍置身于抗日阵营的时候，由于地位和身份，还不敢公开宣扬，遮遮掩掩，欲语还休，他要人们说老实话，就是要自承中国的虚弱和抗战失败的必然性；他叫嚷“根绝赤祸”，因为他深知，中国共产党是抗日阵线中最有力的中坚，是他们所谓“和平运动”的最大障碍。所以，他声称，国共合作的实现，比他遇刺时身遭三枪还要刺激，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后的蒋介石是否与共产党之间有什么秘密协定。种种愤懑之情，终于待到投敌后一吐为快。1939年7月9日，他在上海的一席题为《我对于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演说，集中概括了他的汉奸思想和之所以投降卖国的汉奸心态。
“总理先生告诉我们：‘中国革命的成功，有待于日本之谅解。'这句话意义重大。日本是东亚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先进。最近几十年，可以说无日本则无东亚。中国事事虽然落后，却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如果要强盛起来，日本必然会知道中国的强盛对于日本会发生什么影响，于日本有利呢还是有害？如果有利，日本当然愿中国强盛，愿意与中国为友；如果有害，日本必然要将中国强盛的动机打消了去，决定以中国为敌，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