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承中国社会教育社宠招，非常荣幸！关于改良艺术一端，自问知识有限，心余力拙。即以电影而论，最初未尝不欲以教育影片改良社会，无如难合社会心理，屡遭失败，是以一再牵就，于无形之中，难免有违最初宗旨之弊，而今出品之是否适合教育原理，则未敢臆断矣。贵社有此志愿，吾人极表赞同，惟希有确定组织，在电影方面，详加审查，旧者何种应革，新者应如何产生，尤希于材料方面，多所供给，则艺术教育与社会教育，可以融成一片，向同一方向谋发展也。[110]
随后清贤有声影片公司钱瘦铁、大长城影片公司李君磐、艺乘书画社钱化佛先后致辞，表示艺术界有服务社会的决心，彭百川代表社教社，期盼艺术界努力于抗日救国作品创制，并请各电影唱片公司厂家如有新制抗日救国出品，请函知该社登记，社教社愿代为介绍宣传，以期推广。从结果看，尽管宾主其乐融融，但社教社之前希望成立的“抗日救国教育总动员委员会”并未如愿组织，即便到会来宾“有以此相请者，同人等即答以须请示本社理事会后，方可决定，未予确定答复”，彭百川对此看似抵牾的做法给予如此答案：“同人等于开会之前，对于在沪设立组织一节，曾加以考虑，咸以沪上分子复杂，组织团体，易惹纠纷，及无味争执，故主张暂缓设立”。[111]参照学界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界纠纷的研究[112]，彭百川这种论断颇有见识。